IC 的運作模式早在70年前IC 運動創立時就已經開始。當時稱為「牛津團契」(Oxford Group)，二次大戰期間以Moral Re-Armament (簡稱MRA，意思是道德再武裝，中文名稱沿用「道德重整」) 正式命名推展。IC運動的力量源自於精神靈性的啟發及內在心靈的改革，這股力量也一直引導其追隨者。IC是一種生活方式和信念，並非一個倚賴會員制度運作 的組織，正式的組織架構可免則免。

運動初期，推動的人士無意建立組織架構。曾與MRA發起人卜克曼(Frank Buchman)及其同工接觸過的人士，都受鼓勵自行組成地方團隊。他們定期會面，在踏上人生新旅程上彼此支持，互相鼓勵。這種地方工作一般會由一至兩名 全職志工協助，而全職志工都是受感召義務奉獻，當地團隊一般會為志工提供住宿和財務支援。這種不支薪的全職服務形式今日仍在許多地區採行。

二 次大戰前夕，MRA的工作焦點集中在策略性活動上，旨在透過接觸個別人士，在重要局勢發展過程中發揮正面影響力。1930年後期，MRA在歐洲及美國等地 舉辦過不少大型聚會。戰爭期間至戰後期間，工作人員經常自備舞台道具，走遍世界各地宣揚「道德與精神重建」的訊息。與此同時，作為會議場所和其它用途的常 態運作中心，相繼在各國成立。這一切發展皆在無正式組織網絡的支援下，依靠有志者的義務貢獻而完成。在未能預知日後需要的發展初期，這樣的工作仍需要高度 的組識和管理能力，以及外界的財務支援。大量金錢與物質資源幾乎是完全依靠個人捐款和不少捐助者的無私奉獻才得以成功募集。

組織運作

1939年開始，不少國家的當地團隊成立正式組織，大多是為了因應當時環境的需要，比如必需成立社團法人以便取得物業所有權。這些團隊根據其所在地的法律與傳統獨立運作，為所在地區的工作負最終的法律和財務責任，與IC沒有正式的連繫，也無從屬關係。

這 個全球人際網絡的特質，在於全然順服於上天的意旨及堅定不移的友誼，一直透過簡單的組織架構有效運作。在40及50年代，MRA的工作擴展至世界各地。但 自60年代卜克曼和霍華德(Peter Howard)相繼逝世後，整個運動缺乏一個公認的世界領袖或決策者來領導工作方向，不少當地團隊開始四分五裂。某些團隊致力於在美國發展青年事務，後期 演變為「人人至上」（Up with People）事工。經過一段整頓、重組時期，來自多個國家的IC團隊負責人共同發起一個全球性協商機制，首次協商會議於1980年在意大利尼米市 (Nemi)舉行。

協商過程中選出7至9人成立「國際委員會」，任期3至5年，職責是協調制定全球性活動的優先次序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國際委員會」在制定IC的全球工作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本身對IC除了道義上的威信並無實際操控權。

在 經費來源方面，卜克曼的早期原則『凡上天應許，必都賜予』至今仍然奉行。不過，在不同文化，做法不盡相同。在一些傳統上主要依靠個人捐助來支持精神建設工 作的國家，活動中心的運作及全職志工的生活費來源都賴個人捐獻；在日本等國家，財務的主要來源是企業會員；而在印度，企業及機構支付當地活動中心「亞洲高 原」(Asia Plateau) 的人事及活動費用。大致而言，財政資源來自不同管道，其中包括日漸增加的政府或民間基金的撥款。無論是那一種來源，均視為上天的供應。

雖 然IC呼召人們奉行的生活原則及中心思想紿終如一，但工作的模式卻不斷更新完善。隨著活動形式推陳出新，而世界事務也日益複雜，IC再不能定型為一個單一 的全球活動，代之而起的是大大小小的本土及國際性活動項目﹝連結至個別專案活動網頁﹞。每項活動都以某一個清晰的策略目標為中心，透過活動傳播IC一直堅 守的基本精神與重要經驗。許多這些自發性事工主要靠個人捐獻或基金資助，做到自給自足。IC為活動提供設施和作為聯絡中樞，扶助其發展成長，而這些專案活 動也成為推廣IC使命任務的一環，在某種意義上情況有如一家商業控股公司的附屬機構。

為了註冊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以及讓 全球性的組織名稱具有法律約束力，並更有效地統籌國際事務，「國際委員會」於是推動成立IC國際協會。協會於2002年在瑞士正式註冊成立，設有一個9人 執行理事會，首任主席是國際紅十字會前會長蘇馬盧加博士(Cornelio Sommaruga)。國際協會的角色是否維持現在的有限範疇，或是在未來會有更寬廣的意義，暫時仍需拭目以待。